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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文化去远行

——客家文化的三个特征
  □ 肖艳平

  客家是因中原战乱等原因,自古代迁徙至赣闽粤边区,以此再播迁至海内外各地的一个具有相同方言基础、相似文化积淀的汉族支系。客家人分布范围广泛,“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他们以一直“在路上”的韧劲及充满智慧的品质被誉为“东方的犹太人”。遍及世界各地近1亿人口的客家人是一个庞大的汉族支系。作为跨地域族群,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客家族群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风雅传统、家国意识、大爱情怀是客家文化的三个特征。

  风雅传统

  客家人自中原迁徙至赣南、闽西、粤东北边区,乃至远播世界各地。不管身在何处,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传承了古代中原的优秀传统文化。客家方言是客家族群的重要识别特征,客家人以“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执拗传承了古代中原的古音古义。客家方言是研究古代中原语言的重要参照。在客家方言传承之下的口头文学中,一首首歌谣、一段段故事中均可见中国古典文学、诗词在民间的传承与积淀。在相同语言背景的强化下,客家族群表现出极强的宗族凝聚力。他们崇敬先祖,在恢弘的祖祠、宗祠、支祠、众厅、厅堂等祠堂序列下举行古雅隆重的民间礼俗。在祖先符号的凝聚下,在迁出地作为堂号的聚集下,形成了一个个和谐有序的宗支群体。他们以传统宗族家训作为处世原则,以祖训家规律约言行,把“崇文重教”作为宗族社会群体发展的基本路径。于是,在客家地区书院林立,例如建于宋代的赣州濂溪书院、兴国安湖书院、大余道源书院、宁都梅江书院,始建于清乾隆三年的兴国潋江书院等著名书院。客家人在创造区域农业文明的同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奋发有为的杰出人才:一门四进士的“西江四戴”戴衢亨家族,“一门四代五杰”“中国文化之贵族”的陈寅恪家族以及以学术作为流派的“易堂九子”等。此外,诸如宋应星、刘永福、丘逢甲、黄遵宪、孙中山、叶剑英、郭沫若等灿若繁星的先贤亦同样饱受客家文化滋养。在客家耕播的大地上,六祖慧能、马祖道一、王阳明、周敦颐等禅宗宿儒亦立足于此,在此成名成圣。明代戏剧家汤显祖路过江西南安听来一段故事,写就了不朽经典《牡丹亭》。

  虽然历史的车轮抖落无数尘埃,但是客家传统文脉依旧。赣闽粤客家核心地区的山歌、采茶戏、“公婆吹”、东河戏、围屋营造技艺、汉剧、客家匾额习俗等近20项文化遗产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由于域内有着大量珍贵活态文化项目,赣南、闽西、粤东北环客家文化地区又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在这些地区,至今依然处处可见崇尚风雅传统的民间礼俗:每逢传统节日,不论宗祠门堂抑或庙宇立柱,文字古奥,书法飘逸,恍如隔世。但凡人生仪礼,依旧礼乐经诵,乐班竞奏,村鼓逢逢,恰如梦里桃源。这就是客家人传自先祖之根,在特定文化空间与仪式场域中透出中国传统文化根脉的“风”与“雅”。那个离开中原故土的族群,不管身在何处,仍然心怀故土,一直坚守中国传统的风雅文脉,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在世界各地传承中国的风雅传统。

  家国意识

  在客家族群的意识中,迁徙历史是他们痛苦的集体记忆。由于历史上的中原战乱,先民流离失所,南迁成了他们先祖被迫的选择。因此,在族群的发展历史中,深刻地体会到家与国的密切关联,在意识上逐渐形成了牢固的家国同构状态。面对家国受到侵略,客家人奋不顾身,揭竿而起,宁愿舍弃小家,保卫大家。例如,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的太平军来自广西客家,客家人刘永福率黑旗军参加中法战争,屡次大败法军等。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饱受屈辱的客家先民贡献智慧、无惧生死,与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志士仁人一道与时代抗争,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奋斗史。自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发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时代预言。1929年直至长征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赣南、闽西客家腹地展开了建立新中国的早期实验。他们在闽西上杭县召开了古田会议,在“客家摇篮”赣南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各地客家志士仁人恰如春潮般地汇聚到赣南参与中央苏区建设,如朱德、叶剑英、胡耀邦等。客家百姓密切配合毛泽东开展《寻乌调查》(1930年)、《兴国调查》(1931年)、《长冈乡调查》(1933年)等一系列著名的社会调查,对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并为后续一系列决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勤政务实的早期案例。面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央苏区客家百姓积极为红军送军粮、编草鞋、做棉衣。在“扩大百万红军”运动中,一首首宣传红军的客家山歌唱得客家子弟热血沸腾,迅速组建了“兴国模范师”“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留下了“一首山歌三个师”的佳话。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长征。晓大义、顾大局的客家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红军北上。于是,当我们翻阅《红色中华》,依然可以看到“八子参军”的义举;当我们唱起《送郎当红军》,依然可以用心灵触碰到依依惜别的画面。当瑞金叶坪华屋村的耄耋老人说着“十七名红军十七棵松树”的故事时,眼望那些挂着姓名牌的挺拔苍松,我们不禁为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宗族大义肃然起敬。在客家地区,一个23万人的兴国县,当年8.5万人参加红军并开始长征,现在能看到记录在册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3179人,几乎每一公里的长征路上就有一名兴国籍战士倒下。客家人正是这样默默地以实际行动把“最后的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把“最后的亲骨肉送去上战场”,以大仁大义支持、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客家人坚定革命信念,用不同的方式推动着革命的发展与壮大。客家族群以特有的精气神,或参与、或推动、或践行了中国共产党人伟大革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大爱情怀

  客家地区关于葛藤坑传说流传很广,在黄巢起义年间,一个流徙中的中原难民妇女,将年龄大的先兄遗孤背负于身,而让年龄小的亲生儿子艰难行走的故事。这样有悖于常理的情形感动了可以“隔山摇剑、杀人如麻”的黄巢,嘱咐这个妇女速速回家,在家门悬挂葛藤,以免被兵杀,后形成了悬挂葛藤的客家民俗。客家族群深深植根于这种集体记忆的大爱之上,并代代传扬。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客家人心怀祖国,以强大的责任感与抱负,从不同角度关心与支持国家各行各业的建设与发展。

  改革开放伊始,人才紧缺,客家实业家纷纷以实际行动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1982年,一直粗衣淡食的实业家、慈善家广东梅州客家人田家炳先生设立田家炳基金会,以“安老扶幼,兴学育才,推广文教,造福人群,回馈社会,贡献国家”为创会宗旨,致力在中国内地及香港捐资推动教育、医疗、卫生、文娱、康乐、交通等社会公益事业。他数十年致力公益,捐助教育、医疗与其他利国生民的慈善事业,贡献良多,惠泽社群,诚为当世楷模,社会表率。由于他对教育事业作出的极大贡献,1993年,2886号小行星被命名为“田家炳星”。无独有偶,1992年,曾宪梓先生设立了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以此修建校舍、奖掖资助师生,扶助内地贫困地区教育事业。据统计,至2016年的20余年间,他个人捐款达十几亿人民币,这种善举目前还在继续。2012年,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很简朴地说:“我在什么时候……都要报效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曾宪梓我的今天,我今天就要奉献给国家。”在当今,各地先富起来的客家人以及各地客家商会都像曾宪梓先生一样,把慈善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事情。他们以点点滴滴的实际行动汇聚的大爱让世界震撼。正是在这样的大爱下,客家文化代代传扬。

  文化学者余秋雨这样评价客家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最具有行动力的、用自己的脚步来表现自己文化选择的,那就是客家文化;客家人的远行是带着文化的远行;客家文化强化了中华文化的四个特点:天下意识、亲情意识、文教意识、忧患意识。”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支系,客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客家人在历史文化长河中经历了风雨历练,不忘初心。他们把优秀传统文化融进血液,把革命文化融入记忆,以身体力行的方式书写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对国内外不同族群,客家人以“天下客家是一家”的文化认同,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使命担当之下展现出族群超然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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